但这一历史进程给不少人造成了这么一种印象：即认为外国的制度都是好的。
由于政治社会结构背景，个人性的品格，加之在教会论上的失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至少产生了两大麻烦：①由于罗马教廷在世俗事务干预太多，路德宗干脆主张教会纯属信仰机构，从世俗领域彻底退出，由此开始了基督徒从公共领域退出的历程，否定了政治与宗教的相互渗透与相互分立这一在美国非常流行的政教模式，走向了法国式的政治归政治、宗教归宗教的政教模式。天主教俨然主张人可以凭行为得救。
这么说，毫无疑义地具有其合乎《圣经》的真理性。因此，基于人的这种全然败坏，逐步地过渡到政府和所有人类组织，没有人可以合法地既享有社会秩序上的主权决断权，同时又享有心灵秩序上的信念决断权。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耶稣基督就是为这样的人而来，并舍身上十字架的。这样的行为居然赢得了不少仇恨天主教的路德宗基督教会支持，使其可全面控制德国的宗教。
譬如广义基督教对教义的不同理解，完全可以导致产生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政治模式，如天主教强调一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组织模式，崇尚罗马教廷在整个天主教中的最高组织地位，而基督新教则是一种相对扁平化的组织形式，各个教会、各个信徒相对平等。平心而论，就今天我们称之为宪政民主的这一套社会体系而言，路德宗神学及其大陆法系的正义一元论，相对一些以社会救赎为终极信仰的社会理论，仍然是可以接受的。立基于以上的人性假设，《德国民法典》所指的人同样是扎根于启蒙时代、尽可能平等、既是理性的、同时又是利己的抽象的个人，是市民感觉和商人感觉混合在一起的经济人。
在客观主义权利观看来，权利以法律之力为依凭、以客体为指向，但一般人格权却缺乏所有权或其他社会典型公开性权利所需要具有的固定轮廓，其内容和边界都是不确定的，不惟如此，内容不确定和边界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由人格本质的一部分，前者源于它所具有的精神性和无形性，后者源于它始终处于不断争取和努力改变界限的过程中。所谓享受权利，即权利人基于其利益的目的实际享有的方式和内容。在本文看来，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并非通说所认为的抽象和具体、一般和特殊之别，而是原则权利和规则权利之别。{25}当然，坚持一般人格权的非法定性，绝非反对将其法定化，只是反对国家以缺乏法律规定为由，对遭受损害的人格权利不予保护，故此，法律一方面要尽可能充实和细化人格权利的内容，另一方面要保持弹性和开放，以便为人格权利的生长容留空间。
{20}4质言之，对于功利主义而言，个体的人不具有内在的重要性，他只是被放置在快乐、幸福、利益中才显得重要，因此，不是人，而是快乐、幸福、利益才是价值目标，人不过是发现有价值之物的通道而已。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例，仅2011年一年间全国就至少有1267份判决书予以援引。
赞同者认为，一般人格权是概括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全部内容的一般人格利益，并由此产生和规定具体人格权，通过解释、创设和补充的方式以兜底权利的角色实现人格的普遍保护。[3]这种权利观念将不得不面临胎儿、婴儿等特殊主体缺乏行动和提出主张的能力的质疑，对此，我们可以认为特殊主体的权利来自于社会及其群体成员所负有的道德义务，并且，其行动和主张应由其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来行使。 注释: [1]参见杨立新、尹艳：《论一般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河北法学》1995年第2期。从体系逻辑的角度看，一般人格权和人格权都是具体人格权的抽象，两者实为一体，在后者已被广泛接受的情形下，无需引人一般人格权的概念。
{6}利益论的权利概念，为深入理解我国将人格利益作为人格权法律关系客体的通说提供了钥匙，同时也揭示了围绕一般人格权的争论两方的契合之处：反方自不待言，直指一般人格权实系因人格而发生的全部利益的法律化（即人格法益）而已。在某种意义上，一般人格权成为了授权性条款，法院凭之担当着事实上的立法者，决定着一般人格权的真正含义。{10}109类似的，一般人格权的倡导者亦认为其缺乏法律上使之定型化的特征，转而主张一般人格权是一切具体人格权的母权利，并以此为基础在个案中采取谨慎的类推适用方式，以检讨在系争问题脉络中是否已经形成一种类似于所有权的新的具体人格权，试图以规范的方法实现对具体人格权的保护。{56}这意味着，在具体人格权（规则权利）欠缺、一般人格权（原则权利）与规则权利或其他原则权利相冲突之时，法院便负有原则权衡的义务，即应立基于 权衡法则以法律论证的方式发展或限制一般人格权的适用。
显而易见，伦理主义所建构的以可分立的人及人的尊严为核心的权利观极大契合了一般人格权的理念和发展历程。最后还需提醒的是，一般人格权固然与具体人格权泾渭分明，但它们并非完全无涉。
就此而言，非法定性关注的与其说是一般人格权能否法定化，毋宁是一般人格权能否形式化。共识困境的发掘和观念转型的探索需要以人权伦理和行为导向为基础重塑一般人格权，其不但充分论证了一般人格权的权利属性，而且妥当处理了一般人格权、具体人格权和人格权的逻辑关系，进而消除了我国人格权立法中的理论窒碍。
面对这一悖论，我们建议抛弃客观主义权利观的主客二元结构，采用行为导向的一般人格权概念。1970年，《法国民法典》增加第9条第1款人人都享有私人生活得到保护的权利。正因为一个权利没有享受的可能性是不可思议的，权利享受的可能性便构成了每一个权利的最终标准。{5}112-113如果说耶林为权利中的利益因素正名，那么从边沁以来的英美功利思想法学家（如麦考密特、莱昂斯、坎贝尔）则大大深化了以利益为基础的权利本位观。与此相反，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替代，才是尊严。{39}222在这一权利转换过程中，宪法以根本大法的身份促成了人权的法律化，与人权密不可分的人格权亦由此转变为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从而将自然法伦理与法律实证主义在现实层面上连接起来。
为了比较权利的构成因素，耶林引入了一组彼此相关的概念：用益（即权利的目的，换言之，权利系服务于用益的手段）、资源（即能够满足人的用益需求的物品或客体）、利益（即个人对于具体资源的价值评判与欲求）、享益（即个人对于生活条件的满足感）。在该民法体系里，主体作为财产秩序的担当者而存在，由其所衍生出来的权利能力制度和行为能力制度与其说是对人本身的关注，毋宁是确定一个在法律上适格的财产所有者和利益载体，{16}221以决定特定个人或组织能否进人到由财产生产、分配、流转构成的财产游戏里。
如果说民事权利按照其所依据的法律规范分为规则权利和原则权利的话，{47}一般人格权无疑属于后者。据此，反对者认可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典型性的人格利益（如姓名、身体、肖像等）以具体人格权这一权利方式加以保护，而不接受外延不稳定、客体不清晰、构成要件不明确的一般人格权。
{26}267-268据此，一般人格权不再纠结于权利划界等规范难题，而是转向鲜活的行为实践，通过抽象出一般规则以指导司法裁判和人的行为。正如德国法学家阿历克西所洞见的，原则与权衡具有结构上的同构性：以原则为依据，就必须进行权衡。
[4]总之，这是一个权利意识高涨的时代，[5]也是现实侵害激增的时代，或许，现在已经到了必须从人身性人格出发，开启我国民法人的保护的时候了。就社会中主体的欲望和需要，黑格尔进一步指出，对具体东西的欲望由于货币的出现而物化为对货币的欲望。另一方面，即便是一般人格权的提倡者仍无从摆脱财产性人格的惯性束缚。{15}67从此出发，民法将利益交换原则视为人际交往的基准类型，将市场交易逻辑彻底贯彻到民法的理念和制度中，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三大原则明确宣告了财产权中心主义民法的建立。
{2}正如边沁所明确指出的：权利话语只有被体系化地限制在实在法的语言和功利哲学的基础上，才是明智的。更严重的是，它不恰当地超出通过货币的财产关系，将等价交易运用到人与人之间的人身关系之中，从而违背了康德的忠告：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他东西所替代，这是等价。
See Carl Wellman, Rea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2; William A. Edmundson, An Introduction to Righ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p.100需要说明，这一问题来自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正如原则和规则存在质上的区隔一样，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也形成了彼此独立、互不隶属的两种权利。
关键词: 客观主义权利观，财产性人格，人身性人格，一般人格权，原则权利 随着我国民法法典化的不断推进，人格权法制定的步伐也日渐加速。最后尚待解答的一个疑问是：在当代中国的现行法制背景下，法院能否承认原则权衡的法律、政治和政策功能？[9]尽管传统学说始终强调形式主义司法，以期通过三段论的法律规则演绎来达致法治的安定性，但实际上，模糊性法律原则的适用早已成为我国司法的常态。
{36}266但这绝非意味着两者的等同，相反，人权与人格权至少在性质、内容、功能上存在差异。{10}23这是因为，作为一种应有权利，人权只有表现为制度权利，才会取得社会实效，反过来，制度权利也只有以人权为最终根基，才能保持其道德上的正当性并增强其适应能力。所谓主观意义上的法即对抽象规则加以具体化而形成的个人的具体权利。详言之，一般人格权由受尊重权和自我决定权所组成。
但在财产权中心主义下，原本在财产关系领域适用的财产性人格充分展现，人身领域的人格却隐而不彰，从而直接导致了对一般人格权的忽视。{4}为此基础上，耶林进一步指出，上述概念绝不仅指经济上或财产上的金钱价值，它们还包括了更高形式的利益，如自由、人格、生命、名誉。
质言之，在具体场景下，某种有效事实通过一般人格权导出了某种法律效果，倘若该事实和法效果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以至于能在此后类似的案例中直接适用，那么，一项有效的规则权利—新的具体人格权由此诞生，一般人格权自然随之隐退。（维特根斯坦语）一旦我们从客观主义权利观与财产性人格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之前聚讼纷纷的人格权议题便可能得到重新的理解与认识。
据此，人格权法一方面列出了主要的禁止性行为清单，在平衡义务人行为自由的前提下保障了人的受尊重权，另一方面，亦正面规定了人的自我决定权，以促进人格的自由发展与实现，而这恰恰证明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重大意义：前者通过义务的引入避免了《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过度宽泛的适用。{17}这种在原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上创设出的一般人格权概念，不但反映出对所有权结构的依赖，还重新构造了所谓人格权之支配权观念{18}。
